1945年10月8日，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即将结束。毛泽东、周恩来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出席欢送晚宴，气氛热烈。晚宴后，张治中邀请毛泽东观看文艺演出。

当晚8点，演出渐入高潮。突然，一位身材魁梧、形色匆匆的中年男子步入剧场，向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附耳低语：下午6点左右，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从沙坪坝回红岩村途中，遭遇“刺杀”，送医院抢救无效，不幸遇难。

周恩来听后不觉一震，李少石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女婿，其外形从侧面看，与周恩来有几分相似。这件事是否是针对他策划的？有没有政治背景？它是否意味着国民党高层对国共关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？毛泽东是否能够顺利地离开重庆返回延安？一连串的问号，涌上周恩来的心头。

为了避免惊动毛泽东，周恩来立即沉着地离开会场，找到负责治安警卫的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，向他提出严正质问和抗议。

如果做出最大让步还不行，

就“准备坐班房”

重庆谈判还要从日本无条件投降时说起。

1945年8月10日，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。此时，蒋介石先下手为强，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—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一连给毛泽东发了三次电报，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。

蒋介石这三封电报，明眼人一看都知道，是蒋介石摆下了一场“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”的鸿门宴。毛泽东如果不来，蒋介石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“不要和平”、挑起内战的罪名扣到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。来了，又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。

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进行讨论.

为了国内和平、民主、团结的实现，毛泽东毅然决定，接受蒋介石的邀请，深入虎穴！他认为“去，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。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，但签字之手在我。”“由于有我们的力量、全国的人心、蒋介石自己的困难、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，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。”与此同时，毛泽东也做了最坏的打算，那就是如果做出最大让步还不行，就“准备坐班房”“如果是软禁，那倒不怕，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。”

毛泽东的发言一锤定音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时决定，由周恩来、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进行谈判。作为一名有着深谋远虑的战略家，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央建议，他离开延安期间，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；中共中央书记处增补陈云、彭真为候补书记，以便在毛泽东、周恩来都不在的情况下，书记处还能正常运转、高效决策，指挥全党继续奋斗。

历经四十多天的艰苦谈判，

国共双方基本达成协议

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36分，毛泽东、周恩来一行乘坐的476650号军用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着陆。头戴灰色拿破仑帽、身着中山装的毛泽东第一个走出机舱，并向在场的人们挥手致意。

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，使许多人真正认清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，受到舆论的热烈赞誉。诗人柳亚子赋诗，称颂毛泽东的这一行动是“弥天大勇”。

重庆谈判的过程十分艰难曲折。历经40多天的艰苦谈判，国共双方基本达成协议，准备签署《双十协定》。然而就在协议签署的前两天，为毛泽东举行欢送宴会时，发生了李少石遇害事件。

10月9日，案情基本查清，这是一次交通事故引发的偶然事件，并没有复杂政治背景。10月11日下午，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。

从近年新发现的史料来看，重庆谈判期间，蒋介石的心情可谓波澜起伏，他也的确曾经考虑过趁谈判之机扣押毛泽东的方案。在1945年9月27日的日记中，蒋介石写到：“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，……如不加审治，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？”但经过反复权衡掂量，直到10月6日蒋介石才放弃了这个打算。

重庆谈判期间，毛泽东曾经询问老朋友章士钊对时局的看法，章士钊在毛泽东手心里轻轻地写了八个字：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具有正义感的中国人，也默默地关心着毛泽东。比如，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的钱剑夫，听说毛泽东在桂园会客的间隙，喜欢走出桂园大门，在警戒范围之外散步。他敏锐地意识到，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对重庆谈判的态度并不一致，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，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十分危险，他立刻请朋友带给毛泽东一个字条：“晨风加厉，白露为霜；伏莽堪虞，为国珍重。”毛泽东看到字条后，立刻会意，再未轻易走出桂园大门。

重庆谈判是人民力量的一次胜利

重庆谈判是人民力量的一次胜利。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“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”，同意“长期合作，坚决避免内战，建设独立、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”，同意结束国民党的“训政”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。

重庆谈判期间，毛泽东也广泛会见各界知名人士，开展多层次的统战工作，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采，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，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心。

在历史的转折关头，毛泽东为了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，深入虎穴、以身犯险，体现了革命领袖始终牢记为人民谋幸福、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，体现了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的大智大勇。这一切，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，激励我们走向更加光辉的未来。